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初，尚在冬季的中华大地蔓延着一场瘟疫。我们从《三国志》中，可以找到很多零碎的相关信息。在历史的记载中，这场瘟疫其实被淡化处理了，但我们要是仔细查看“藏匿”于不同传记的零星史料，给我们还原的，是一场难以让世人忽视的重大疫情。

曹植笔下的“被瘟疫灭族”

曹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形容此次疫情“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难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我们可以看出，在曹植的文中明确指出几乎每家都有患者去世，每间屋子甚至都有人因亲人去世而哭泣。不乏有全家因瘟疫去世，甚至有一族人因染病而被“灭族”。当时人们认知有限，很多人以为疫情是鬼神闹得。甚至百姓误以为只有穷苦人才会染病，而达官贵人就不会被传染。

曹植指出，疫情真正的原因不是鬼神也不取决于贫富。而是“寒暑错时”才导致疫情的发生。这帮愚民在瘟疫关头居然用“悬符厌之”等方法祈福祛病，实在是太可笑了。

从曹植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能够猜想到当时惨不忍睹的状况。

被瘟疫“终结”的建安七子

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曹丕曾经给自己老朋友吴质写了一封信，也提及了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

曹丕在信中指出，去年流行疾疫，亲戚朋友多数遭受不幸，徐干、陈琳、应瑒、刘桢相继都去世，我内心的悲痛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以为咱们几个都能长寿且长久地相互在一起，怎想到数年间，这些好友相继去世。追想过去交往相好的日子，还历历在目，而这些好友，都死去化为粪土。

接着，曹丕分别点评了因瘟疫去世的几位好友的文学。曹丕表示，应瑒文采出众，他的才能学识足以著书，但他美好的愿望没有实现。陈琳的章表文笔雄健有力，但稍显冗长。刘桢的文风洒脱奔放，却欠缺力度，他的五言诗很完美，在同代人中最妙。阮瑀文词美丽，使人感到十分快乐。王粲只擅长辞赋，可惜风格纤弱，不能够振作起文章气势，至于他擅长的领域，前无古人。

我们可以从曹丕的信中看出，建安二十二年的这场大瘟疫，对于当时文学领域的毁灭性也很大。

建安七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其中孔融于建安十三年因与曹操政见不合被杀害，阮瑀于建安十七年病逝。剩下的五位，全部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初的那场瘟疫。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干、琳、玚、桢二十二年卒。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

其实王粲和其他四人略有不同，另四人是在邺城染病去世，王粲却是在大军撤军的路上病逝。王粲在建安二十一年入冬时，跟随曹操一起南征东吴。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曹操率大军来到了居巢地区，此时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也在军中，当时军中已经开始蔓延瘟疫，司马朗就是在这时去世的。二月，曹操军和孙权军有所交战后，三月曹操立马主动撤军，临走前曹操留下夏侯惇、曹仁、张辽等人。王粲原本是要跟随曹操回到邺城，但王粲在回去的路上因病病逝。

司马懿之兄——司马朗之死

司马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司马懿在家排行第二，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司马朗。想当年在董卓动乱时期，司马朗凭借一己之力假意迎合董卓保全家族，之后司马朗在曹操和吕布对峙时，带着宗族回到河内地区。代替父亲司马防教导各位弟弟，以至于司马家族没有衰败。可以说，司马朗是司马八达中后“七达”的大恩人。

司马朗在曹操手下工作任劳任怨也常常提出合宜的建议，另外曹丕非常欣赏司马朗的文辞，甚至在后来曹丕称帝后，还命人手抄司马朗生前的文章。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司马朗跟随夏侯惇、臧霸等人到达居巢。在居巢时，曹操大军就已经开始蔓延某种瘟疫了。发现疫情之后，时任兖州刺史的司马朗决定亲自到军队基层巡视情况，主动给士兵药物。在司马朗慰问的时候，自己却感染了瘟疫，最终因病而死。享年四十七岁。那夏侯惇和臧霸为什么没有受感染？也许是他二人身体免疫力强，或者是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吧。笔者希望不是他二人身居高位后得知疫情而对他人避而不见吧。

司马朗留下遗言表示，自己承蒙国家厚恩，现在寸功未立却遭遇疫疠。身患重病的自己却无法自救，这实在是辜负了国家对我的知遇之恩。在我去世后，下葬时头戴普通的巾帻，要以平时穿着的衣服下葬，大家千万不要违背我的意思。

司马朗死于居巢，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合肥市代管的县级市——巢湖市。

主要疫区在哪里？

首先，有史料记载的主要两个疫区分别在邺城和居巢。虽然我们不能像现在这样确认病毒源头，但这个病毒的确在最适合传播的情况下野蛮生长。

邺城是魏国的国都，人口非常密集，其中交叉感染的概率非常大。在几乎没有防御机制和人为限制的情况下，瘟疫因此才能肆无忌惮地传播。居巢是当时曹操进攻孙权的主要聚集地，军队在某地聚集时，甚至可能人口密集程度要比邺城还密。再者，军队环境的卫生条件肯定没有邺城好，也许在感染率上面军队会比邺城的居民更高。

当然，笔者更愿意相信，在当时东汉主要大城市和交通枢纽重镇，都会有非常严重的瘟疫。相比于今天，只能说当时人口流动较小，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相对暂缓了疫情的扩散。随着科技在发展，如今的我们已经能够充分了解病毒并积极做好防护。遇到疫情，我们再也不用求神拜佛，而是能更科学地战胜疫情。但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信息却越来越泛滥了。网络上充斥的谣言，让我们在不正常的舆情轨道上进行认知行为。

最后，笔者想带大家重温人民网年5月9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曹植说疫气（茶亭）》中的观点。

我们的社会远比那时进步，我们有强有力的组织和管理措施，可以人为地阻遏疫情的传播和蔓延。我们的科学也远比那时发达，能够防止和控制疫情，能够治愈绝大部分患者。而且有全世界的科学家参与科学攻关，我们认识和征服疫病，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

曹植《说疫气》给我们的启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唯物论。疫病的发生和蔓延，有它的客观的即物质的原因，也有其主观的即人的自身的原因。明乎此，我们就会有信心，就会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想出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科学举措。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才能最终战胜疫情。

最没有出息的，就是悲观无所作为；最可笑的是相信鬼神一类的歪理邪说和惑众谣言，因为那是倒退了两千年的愚昧！（人民网作者：郑荣来）

文：正聊三国作者X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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