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即墨正式挂牌，成为青岛的第七个城区。这也意味着，山东省撤市(县)设区的队伍再增一员。

　　记者梳理发现，自年至今，山东已有10个地方先后撤市(县)设区。除此之外，聊城东阿、茌平县，邹平县，济阳县，日照莒县、五莲县，德州齐河县、临邑县等至少9个地方仍在撤县设区里“排队”。

　　撤市（县）设区咋如此受宠？有专家分析，推进城市化以及未来区域经济的竞争中，大城市成为重新抢占高点的制胜法宝。

　　记者梳理获悉，这10个地方涉及济南、青岛、济宁、威海、滨州、德州、菏泽、东营等地。他们分别是：

　　年，撤销长清县，设立长清区

　　年，撤销老黄岛区、胶南市，设立新黄岛区

　　年，撤销兖州市，设立兖州区

　　年，撤销文登市，设立文登区

　　撤销沾化县，设立沾化区

　　撤销陵县，设立陵城区

　　年，撤销定陶县，设立定陶区

　　撤销垦利县，设立垦利区

　　撤销章丘市，设立章丘区

　　年，撤销即墨市，设立即墨区

　　不难看出，近3年来，山东“撤市(县)设区”动作幅度尤其大、频次尤其高。实际上，山东撤县设区速度的加快是整个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热潮的一个缩影。

　　根据民政部“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公布的信息，年，国务院批复了28例撤县设区的申请。年截至8月1日，国务院批复了17例。

　　如今，长三角核心区域的上海、南京、镇江、无锡、常州、苏州等六大城市以及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武汉等城市都已无“县”的建制。

　　从市(县)到区，虽然只是一字之差，背后却是一番复杂持久的筹备工作。

　　根据山东省民政厅“县以上行政区划调整流程图”，撤市设区首先要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提出请示，并附县人大、政协的意见。地市层面审议通过后，要请示省政府，转经省民政厅审核，“审核内容和方式是，审查材料、数据核对、实地调研、征求群众意见、会同有关部门论证”。省级层面批准后，由省人民政府请示国务院，转经民政部审核并提出意见，再由国务院下达批复并公告，或者委托民政部下达批复并公告。

　　查询发现，在山东上述进行撤市设区的8地中，用时最短的要数垦利，从启动报批到最后成行前后不过半年时间。最为波折的是章丘，年撤市设区的申请正式向上级部门提出，到年9月终于“十年梦圆”。

　　从山东进行撤市设区区划调整的实践来看，建制撤改、保留原有体制的过渡期，是常见的模式。有意思的是，在各地撤县设区进展中，各地方法和步骤也不尽相同。

　　例如，济宁兖州撤市设区后，仍享有县级管理权限，同时享受区级有关优惠政策，原则上实行原县级市事权不变、经济管理权限不变、财税体制不变、优惠政策不变“五年四不变”政策。

　　德州陵城区的过渡期是3年。对于章丘撤市设区，济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3～5年的过渡期。垦利的过渡期是2～4年。“原垦利县的县级事权、经济管理权限、财税体制暂时保持不变，行政区划调整后2至4年内逐步理顺。”

　　菏泽定陶撤县设区后，原则上3年内实行“四不变”的政策。如有特殊需求，该政策年限可适当延长。沾化撤县设区也有一个5年的过渡期。

　　为何这么多的县热衷于撤县设区？答案很简单，撤县设区会带来更多的经济红利。

　　首先城市层面。大城市发展到目前阶段，越来越受发展空间限制，具有对外扩张的客观要求。通过区划的调整，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即墨设区后，青岛城区面积大幅增加，达到平方公里，接近青岛总面积平方公里的一半！

　　“县和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规划权和建设权，改成区后，把规划权和建设权上收，有利于大城市在自己的辖区内进行统一规划。”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

　　再来看县市层面。“县民”从此成“市民”，与主城区联系更加紧密，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会更加完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交通等民生事项也将纳入城市管理，实现与主城区的逐步统一，社会保障体系会更加健全，都将享受市民待遇。

　　这在济南章丘撤县设区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时任章丘市市长的刘天东曾将章丘和济南之间轨道交通最大的制约归咎为章丘的县级市身份，章丘和济南之间建设轨道交通还属于城际轨道交通。但随着章丘撤市设区，纳入济南市交通体系，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邹平县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县改市可能性较大

　　记者梳理发现，自年至今，山东已有10个地方先后撤市(县)设区。除此之外，聊城东阿、茌平县，邹平县，济阳县，日照莒县、五莲县，德州齐河县、临邑县等至少9个地方仍在撤县设区里“排队”。

　　县改市，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由于县的重点是农业发展，市以非农为主，两者的发展机会也不同。“最根本的是建设城市中配置资源的权力增大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说。比如，一些涉及城市建设和管理职能的部门，如住建局、城管局等，机构规模将更庞大，以适应城建和管理的需要。

　　目前一些经济强县，经济总量超过了亿，已经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但却还是县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的体制已经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也使得这些地方要寻求突破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需求与自身相适应的城市发展体制。

　　“就像孩子长大后还穿着小衣裳一样，改成市之后就可以穿更合适的衣裳。”牛凤瑞说，很多县，虽然还没有改成市，但实际上已经是个城市了，只是没有给他们名号而已，所以显得“名不正言不顺”。

　　此外，县改市，“名分”上带来的变化也很吸引人。福建一位县级官员告诉记者，由县改为市，也有利于扩大知名度，也有利于当地的招商引资。“毕竟，市长总比县长要好听”。

　　这种利好之下，随着县改市的重新开闸，地方也点燃了新一轮县改市的冲动。根据《决策》杂志报道，截至到年，已在民政部“排队”申请“县改市”的县，超过了个。

　　专家分析认为，在接下来新一轮的县改市过程中，一定要设定严格的科学标准，循序渐进有序的推进县改市，避免一窝蜂和盲目跟风，符合标准的及时设市，不符合标准的拒之门外。

　　那么县改市到底有何标准？在年12月15日举行的年城市中国计划年度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表示，“新的县级市设立标准和程序已经制定完成，这为加快启动设立县级市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保障。”

　　尽管新的标准尚未公布，但是毫无疑问，县域经济发达、区域内城镇化比例较高，城市规模较大的地方，撤县设市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大。也就是说，包括邹平县在内县经济实力雄厚、长年位居全国百强县行列的县，改市的可能性不小。当然，为了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和城镇化指标方面，中西部也可能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有所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集聚规模十分重要。尤其是城区人口的集聚规模，是是否改市的最重要的指标。”牛凤瑞告诉记者，一个县是否改市除了看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程度外，地理区位也是重要的因素。一些大城市辖下的县，比如湖南长沙县，尽管经济很发达，人口集聚规模很大，但这些地方县改区的可能性更大。“像长沙县现在已经与长沙市区连为一体了。”

　　在县改市和县改区之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相比县级政府对县改市的渴求，县改区则体现了地级市政府扩张地盘的迫切愿望。不过是改成市还是改成区，还是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一些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京等二线大城市，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扩散力，其发展要素已处于外溢的阶段，周围的县改区之后，发展的潜力远远大于县域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样的县改区也更受欢迎。

　　但对于大多数三四线地级市来说，由于还处在集化阶段，希望各个要素向主城区聚集，县改区只会进一步吸附周围县域的资源。这样的改区也往往遭到来自县一级的反对。

来源：第一财经、齐鲁晚报